梨园河喧哗地奔流着，河水在礁石上溅起灰白色的浪花。两岸青山缄默。

　　河南岸便是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白银蒙古族乡下辖的黑窑洞村。

　　不久前，肃南县进行文物普查时在该地发现大面积的“大跃进时期”土法炼钢炉群，共有冶炼炉159个，大部分已坍塌残破，较为完整的有50多个。冶炼炉最大的高8米，直径14米，可能是全国面积最大、数量最多、保存最完整的“大跃进炼钢炉”。目前该炼钢炉遗址已被肃南县人民政府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并被列入第七批国保单位申报推荐名单。

　　这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因为那一段特殊时代的历史烙印而被世人瞩目……

　　静静的黑窑洞村

　　新鲜的羊粪蛋儿星星点点散落在通往村外的沙石路上。北岸公路上，开往张掖或者肃南的长途客车鸣着喇叭呼啸而过。南岸沿河种着几十亩庄稼，几间破旧的平房零星散布在山脚下。土法炼钢炉群遗址位于黑窑洞村下游。残破的土黄色炼钢炉群在山坡上一字排开，绵延近2公里。

　　下午2点半，洗完衣服、把孙子哄睡后，50多岁的张采兰照例出来散步。她常常驻足凝望来往的车辆，自从2006年3月初，大儿子开始跑运输以后，她就常在这条路上张望。年长她5岁的老伴儿赵吉祥刚刚把玉米秆子捆好堆放在院门外的空地上，此刻正坐在门口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

　　自从出生以来，赵吉祥和张采兰就没离开过黑窑洞村半步。1958年大炼钢的时候，尚在孩提和襁褓中的他们，如今已是皱纹满面、鬓发苍苍的老者。他们模糊而零碎的讲述只能勉强拼凑出往昔的轮廓。“当时我才5岁，只隐约记得秋后有那么一天晚上开始，山上的坑里就开始冒烟了。”赵吉祥说，“后来又开始大搬家，把灶具都交到公社食堂，吃大锅饭。那个时候，大炼钢就开始了。”

　　如今，黑窑洞村里已经找不到一位曾经在此地大炼钢铁的工人。长居于此的，多是农民和牧民，他们的后代很少有继承祖业的，多数年轻人去外地打工或在当地跑运输。

　　那些荒弃在山坡上的残破的土法炼钢炉，提醒着人们曾有过的打着鲜明时代烙印的岁月。而那段峥嵘岁月，却深深印在每个亲历者的心里，一生都无法忘记。

　　“白旗团”与黑工人

　　雨后的临泽县城安静秀美。

　　74岁的退休电影放映员杜宝珊骑着自行车到广场公园转悠。1948年参加工作以来，杜宝珊跟随单位辗转于庆阳、平凉多个城市工作。1956年，他落脚于张掖市电影队做电影放映员的工作。“当时都是机关到哪儿人到哪儿，一切服从分配。”

　　在张掖工作了一年多后，“大跃进”开始了。杜宝珊怀着满腔热情来到黑窑洞村准备大干一场。“咱们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杜宝珊说。而他只是黑窑洞村大炼钢运动中近6万个“砖块”中的一个。

　　“当时选址黑窑洞村建造炼钢炉群的原因是附近的老君庙有铁矿石资源。”杜宝珊说，“先把山上矿石炸碎，通过滑道运到山底，负责碎石的工人把体积较大的矿石砸碎成小块，然后工人们再把矿石转运到十五六公里开外的炼钢地。牲口不够，一些年轻人就直接把绳索套在身上拉着车走。”

　　时任张掖市委组织部部长的段元福是黑窑洞村炸矿石指挥部总指挥。杜宝珊跟着他在山顶负责架设扩音喇叭。“哪里需要喊话，宣传个什么的，我就去架设喇叭。那个时候，我跟段部长整整在山上蹲守了一个月!”杜宝珊说，“段部长是个很耿直善良的人，当时发生的‘白旗团’事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有一天，段元福正在喇叭里喊话，指挥山上的炸石工作，忽然看见从山脚下走上来一纵队上山背矿石的工人。领队工人手里举着一根树枝，上面系着的一块白布在风中飘扬，甚是扎眼。段元福问杜宝珊这是怎么回事，杜告诉他这是“白旗团”，任务完成不好或者工作不积极的一些工人被编入这个团队作为惩罚。段听后哭笑不得，直接在扩音喇叭里就把矿运队的队长大骂了一顿，让领队工人把白旗拔下扔掉，继续工作，不要搞什么歧视。

　　炼钢的场景令杜宝珊至今难忘。

　　他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拿着长长的铁钎子跑向炼钢炉时，差点被热浪冲翻。一瞬间，他觉得脸上的皮肤很紧，喉咙很干，汗一下子就从身上涌了出来。“当时的炉温有上千度，人在旁边工作没有保护措施。”杜宝珊说。这边炼钢工人往炉膛里添加焦炭、石灰石和铁矿石，那边踩扇车的工人不停地蹬踏风箱鼓风才能保证火力的旺盛，他们的脸上个个裹着一层煤灰。

　　“就这样不分昼夜地干活，没有固定的休息、吃饭时间。困得实在不行了，找块空地把铺盖一展，倒下便睡。饿了取个饼子一边啃一边继续干。为啥这么拼命干?有任务呀!能超额完成任务就敲锣打鼓庆祝表扬，在人前威风得很!”杜宝珊忆及当年的点滴大笑了起来，皱纹布满了额头和眼角。

　　“整个一片山坡全是炼钢的土炉，漫山遍野的跟炮塔一样。总能看到炉顶冒着浓烟蹿着火光。炼钢不分白天黑夜，几个人轮班倒着干。”

　　熊熊的火焰持续燃烧了整整一年。

　　天当被，地作床

　　13岁的吴高贵走在上学的路上，一边走一边踢着路边的石子。刚到校门口，就见许多同学从教室里走出来，有的哼着革命歌曲，有说有笑。同学李盛发老远就朝他喊：“走，贵子，停课了，明天咱们都去肃南炼钢!”吴高贵一听乐坏了，坐不住的他可不喜欢在教室里啃书本，听说去炼钢，满心好奇与兴奋。

　　这是1958年金秋十月的一天，天高云淡。来到黑窑洞村的时候，吴高贵就和同学们投入到了如火如荼的大炼钢“战役”之中。

　　吴高贵被分配做碎石工作。开工5天来，他一直蹲在一块宽大的石台上，顺手从不断加高的小山似的焦炭、石灰石和铁矿石中挑拣出体积较大的石块，左手按住，右手抡锤砸碎成小块再掷回原处。

　　太阳暴烈，吴高贵感觉头晕口渴，一遍遍用舌头舔着干裂的嘴唇。吃不好，睡眠缺乏，吴高贵疲惫地机械重复着简单的动作。

　　上午9点，已经连续干了一夜的他困得眼皮打架，脑袋发沉。手里的锤子有气无力地抡动着，一锤子下来，睡意全无。再看左手食指的指甲已经跟矿石一起碎裂，手指不断往外渗着鲜血……

　　“不敢睡啊，睡也睡不踏实!当时人家都在拼任务，冲产量，你能放心呼呼大睡吗?”吴高贵声情并茂地说着，间或抽一口烟。他夹烟的左手，可以清晰地看到食指的指甲只有又黑又短的一小截。

　　“最难捱的是1958年的冬天。”吴高贵说，“当时也没有住的地方，都是在干活的场所打‘地铺’睡。在工地旁挖出一人长、一米宽、三指深的一块空地，把简单的被褥一铺，和衣而睡。记得有一次，早上醒来睁开眼，发现自己整个人被雪埋住了!队长把我们吆喝起来问我们冷不冷，我们这帮小中学生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不冷!说不冷其实是假话!当时我脖子都动不了了，到了中午才缓过来。”

　　“冬天吃的冻馍馍比炼钢的铁矿石还硬!吃之前得放到怀里暖一暖才能咬上一口!”吴高贵们就这样暖一下吃一口捱过了那个漫长而寒冷的冬天。

　　“当时还有口号呢，什么‘天当被，地作床，啃着冻馍馍拼产量’!”

　　往事如烟。现在，吴高贵在临泽县做兽医工作已经45年了。

　　“那是荣誉”

　　提及当年的大炼钢，原钢铁运输队队长赵延华回忆说：“最开始的时候，队里征用周边农民200架大轱辘车搞运输。煤炭、铁矿石、石灰石、烧结铁半成品都要靠它，既耗人力效率又低。后来上面给派来几十辆卡车，这些大轱辘又都送还回农民家了。当时一车一车的烧结铁运往火车站再发往兰州。没有吊车，所有的烧结铁都要靠人力装卸，小的还行，大的都有几吨甚至十几吨，人没法往上装，就直接扔在一边了!”

　　“1959年下旬，黑窑洞村炼铁300吨发往兰州，我们领导去兰州领了1500块钱。”

　　而除却那个时期的难忘经历，在赵延华心中一直有个遗憾。

　　“我辛辛苦苦地在火车站工作了三个月，到最后没赶上张掖的炼钢表彰大会。钢铁把我给忘了!”说到这里，赵延华还是难以释怀，叹着气摇摇头。

　　“听说第二天全体工人要到张掖市举行表彰大会，我心里这个乐呀!但看看自己的破袄子已经被箩筐磨得露出了瓤子。走之前我去找了个裁缝把衣服精心补了补，结果错过了回城的火车，恼火死了。后来搭过路的货车回去的，还是没赶上领奖状。”

　　“奖状有啥稀奇的，当年干活的只要去了的都有!上面没有章子，都是一个模子出来的。”杜宝珊打趣道。

　　“唉!老弟，那不一样，那是荣誉。”78岁的赵延华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了一丝悲凉。

　　不该消失的记忆

　　光阴荏苒，半个世纪弹指一挥间。

　　当年的大跃进土法炼钢炉群成为遗址，作为历史文物留存于世，供人们反思追忆。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白银蒙古族乡黑窑洞村的炼钢炉群，保留相对完整，具有珍贵的价值。当年，曾在这里挥汗如雨大炼钢铁的青年，如今都已是垂垂老者。他们面对这里的一切，面对记忆里那些逐渐褪色的往事，会有怎样的感慨与心声?

　　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俞孔坚教授认为，工业遗产是工业时代文明的一个体现，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它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生活、技术水平和价值观。因此，我们要像对待文物那样对待工业遗产。我们以前很重视农业社会时期留下的遗产，譬如古城保护、古村落保护等，但是对待工业遗产不够重视。

　　其实早在2006年5月26日，国家文物局就下发《关于加强工业遗产保护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加强保护工业遗产。

　　对于肃南土法炼钢遗址的保护，学者吴祚来建议：保护“大跃进时期”的遗址，应该有相应的配套设施，譬如建立小型的大跃进纪念馆，征集当时的资料，特别是亲历者的回忆，如果对当事人进行影音录像，更具意义。对申请文物保护与建立遗址公园，也希望不要在土法炼钢炉群区域里，尽可能不要再建人为的建筑，让它保持原有风貌，就是对历史文物的最好保护与尊重。

　　白银乡黑窑洞村路口几个等客的摩的司机百无聊赖地抽烟，有一搭没一搭地暄着天地。问及他们大跃进时炼钢的事情，大多摇头不知。“哦，对了，你说的是不是山坡上有一群土炉坑的地方?”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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