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文化研究与伏羲学科建设

伏俊琏

［内容摘要］本文讨论了三个问题：第一，由伏羲作八卦说明当时可能已有简单的记事文字或符号，伏羲作网罟是对生产力的极大促进，伏羲还制定了原始宗教礼仪。这些因素表明，伏羲时代确实已经绽露了人类文明的曙光。第二，要重视神话传说，包括现在还流传在民间的有关伏羲传说的挖掘和研究。第三，要把神话传说的研究与考古发现结合起来。

伏羲文化的研究，多年来已取得了不少成果。我对伏羲文化缺乏深入研究，只能从外围的角度就此问题谈点自己不成熟的想法。

第一，人们常说，伏羲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我的理解，所谓“人文始祖”，是说伏羲把人类带到了文明的大门。所以，“伏羲时代”到底是“文明时代”还是“野蛮时代”，就是一个不能不讨论的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文明”是指人类社会的发展状态，与“野蛮”相对。人类社会究竟是怎样走出野蛮时代？文明的曙光是怎样撒向人类的历史？这是数千年来仁人先哲不断探索的一个问题。中国先秦诸子大都涉及过这个问题。恩格斯在他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详尽地分析了人类由野蛮到文明的发展历程，指出“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把阶级和国家作为文明产生的根本标志。但要判断某一社会是否属于文明社会，还必须提出若干具体要素。西方学术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了讨论文明起源的热潮。1968年，英国学者丹尼尔在《最初的文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一书中认为：“一个称作文明的社会，必须具有下列三项中的两项：有五千以上居民的城市，文字，复杂的礼仪中心。”日本学者贝冢茂树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1977）一书的补记里，举出青铜器、宫殿基址、文字三项要素作为判断是否文明的标志。我国著名学者夏鼐先生在《中国文明的起源》（1985）一书中指出：“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秘鲁似乎例外，仅有结绳记事），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按照这些要素，中国的文明社会最早只能追溯至夏代后期，西方学术界一般把商代作为中国文明的源头。那么，伏羲时代自然是野蛮时代无疑了。

现代史学界对文明起源标志探索最大的不足，是疏忽了中国古代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其实,我们的祖先在很早的时期就探讨过这个问题，比较早而且较有系统的当为《周易·系辞》、《韩非子·五蠹》和《礼记·礼运》（《礼记》虽为汉代学者所编辑，但其中不少材料来自先秦，《礼运》就是七十子后学的作品）。《五蠹》写道：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

韩非子是以“构木为巢”、“钻燧取火”作为标志，来说明人类踏上文明里程的第一步。而“钻燧取火”在《绎史》所引《河图挺辅佐》中，说成是伏羲所为。

关于伏羲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史籍也多有记载，最著名是作八卦。《周易·系辞下》云：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网罟，以佃以渔。

伏羲创制八卦的说法，屡见于史籍，也见于民间传说。八卦是什么性质的符号呢？过去对它们的说法过于神秘，而郭沫若先生认为创制八卦的时代文字已经产生，而且比较成熟了，因为“八个卦形中有六项乃至七项，明白地可以知道是于既成文字加以某种改变或省略而成”。虽然郭老是在否定伏羲作八卦的前提下说这句话的，但他论证八卦与文字的关系还是很有启发性的。

关于文字的起源，过去有黄帝时代仓颉造字的说法，现在只能看做是一种传说。但殷墟发现的甲骨文决非中国最早的文字却是不争的事实。半个世纪以来，不少古文字学家已经越过甲骨文，把探索的目光投向更古老的文化遗存中出土的各种刻画符号。最早的像河南舞阳贾湖发现的龟甲残片上类似文字的符号，距今已7500年。而距今6000年的半坡遗址中陶器上的刻画符号，1963年出版的发掘报告中，就指出可能与文字起源有关。距今4500年前的大汶口遗址中陶器上的符号，唐兰先生早就明确指出是“陶器文字”。大地湾遗址中出土的一组礼仪陶器上的十几种彩绘符号，有的学者也推测可能是中国文字的雏形。

由此推断，伏羲时代有简单的记事文字或符号就不是不可能的了，八卦作于伏羲也是一个明证，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所谓“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的说法并非向壁虚造。那么，可以说，伏羲时代已具备文明社会最核心的要素了。

史籍记载伏羲的第二大贡献是“作结绳而网罟，以佃以渔”。我们知道，生产工具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要素。原始渔猎时代网罟的出现和改进，无异于20世纪电子计算机的问世，其推动社会的进步是不言而喻的。

伏羲对人类文明的第三大贡献是礼仪的制定，主要是乐器、乐曲和嫁娶之礼的创制。张澍辑的《世本·作篇》有“伏羲作瑟，伏羲作琴”的记载，《楚辞·大招》也说“伏戏《驾辩》，楚《劳商》只”。《驾辩》的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猜想可能和原始宗教仪式有关。至于《世本》所载“伏羲制以俪皮嫁娶之礼”，更是非常重要的礼仪，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了。大地湾遗址中有原始礼仪性建筑房址，证明那个时期就有了古代文明标志的礼仪中心。这样就又回到丹尼尔提出并为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文明社会要素之一的“复杂的礼仪中心”上了。

当然，文明因素的产生并不等于文明时代的出现，而且以目前已有的材料而论，有关伏羲时代的文化还存在很多未能解决的疑难，材料也以传说为主，零散而不系统。但以上所论因素表明，伏羲时代确实已经绽露了人类文明的曙光，这是应当承认的。

第二，要重视神话传说，包括现在还流传在民间的有关伏羲传说的挖掘和研究。

说起中华文明史，人们大都会想到“五千年”这个年代标志。但是这个五千年也让历史学家深感不安，不安的原因，主要是年代不清楚和史料太有限。司马迁著《史记》，其中的《十二诸侯年表》只能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上的《三代世表》便有世无年。也就是说，5000年的文明史我们只有不到3000年编年史，还有2000年仍付阙如。而先秦时期留下来的史料十分有限，经过秦火的焚毁和汉人整理的变样，可信度大大降低，重建远古文明史显得十分困难。20世纪史学界盛行的疑古思潮，更是让一般学者对先秦史料的可靠性大打折扣。著名学者胡适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以“上古史不可靠”为理由，丢开唐虞夏商，仅从《诗经》讲起，中国文明史一下子缩短了2000年。顾颉刚先生为了重建上古史，首先做史料审定工作。但审定的结果是这些史料大都靠不住，于是重建上古史变成了对上古史的全盘怀疑。他在1923年写成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提出的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认为中国古代有关伏羲、神农、炎帝、黄帝、尧、舜、禹、汤等的传说，时代出现得越晚，内容就越丰富，就如同编故事一样。所以中国的远古史是历代人不断造伪的结果。郭沫若先生出版于1930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也认为“殷代才是中国历史之开幕时期”。国外史学界研究中国上古文明史也是继承了郭老的观点。他们讲中国上古史，一般只从商代讲起，有的从西周开始，认为商代以前只是传说而非信史；对神话传说采取了完全排弃的态度。

但是，神话传说在研究远古史方面是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的，一些考古学家在这方面作了先驱工作。例如徐旭生先生1943年出版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还有他1947年和苏秉琦先生合写的《试论传说材料的整理与传说时代的研究》论文，都对怎样利用神话传说研究古代历史文化进行了探索，启发我们者良多。《山海经》一书，现代学者公认为是中国神话最集中的著作。著名学者胡厚宣先生曾著文称，甲骨文中的四方风名与《尚书》《山海经》的记载一致。陈梦家先生也撰有《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等论文，以神话传说与古文字考证相印证。这说明，古史和考古研究与神话传说的解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深入了解神话传说及其所蕴含的丰富内容，就不能很好地研究远古历史。李学勤先生曾指出：“传说往往蕴含着十分重要的史实，断不可通盘否定。古代一个民族关于本身先世的传说，绝不是凭空虚构的故事，它在古人心目中有重大意义，传说的传述更是很严肃的事情。”著名历史学家尹达先生在他一生最后一篇学术论文《衷心地愿望》（1982年为《史前研究》杂志创刊而作）中满怀着学术期盼地问道：“我国古代社会的传说里究竟是否全属伪造？在这些疑说纷纭、似是而非的神话般的古史传说中是否有真正的社会历史的素地？”然后他回答，考古学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这些神话的传说自有真正的史实素地，切不可一概抹煞”。著名的荷马史诗讲特洛伊之战，在一般人心目中完全是神话，德国著名考古学家谢里曼自幼谙熟荷马史诗，确信史诗有真实的历史背景，不顾时人的讥讽嘲弄，毅然发掘希萨立克，完成了特洛伊城址的重大发现，重新揭示了希腊古典时代以前的文明。我国的禹都阳城也是传说，但近年来却在当地发现了年代相当的遗址，传说得到了证实。

当然，对待神话传说，一定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切忌简单化。神话传说年代久远，真假参半，人神难分，史实和神话糅合一起。所以必须认真加以区分。否则，把神话人物和历史人物写得一样真实确凿，这本身就是失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有些神话传说，只反映人们美好的愿望，其中不包含狭义的史料价值。但是，从世界文化史来看，关于一个民族形成和发展的神话传说，绝不是空穴来风，它在本民族心中有重大意义，而且它们的代代相传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往往通过一些庄严肃穆的仪式来完成。《周礼》中许多以“史”为名的官都和这些有关，或者是它的流裔。夏商周断代工程告诉我们，绝不能抹杀传说的价值。

同时，也应当搞清神话与传说的关系，区分二者的本质特征。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指出，“传说与神话是很相邻近却互有分别的两种事情，不能混为一谈”，传说总是掺杂神话，但“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这个观点对于研究伏羲文化尤有意义。关于伏羲的许多历史记载，不能单纯看做是神话。它们确乎带有神话的色彩，但如果否认其中的历史“质素、核心”，就是抹杀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即重视历史的悠久传统。有文字记载以前，我们的祖先主要是通过口耳传诵的形式代代相传其形成发展史的，远古的历史由此得以延续。到了文字运用熟练以后，才被断断续续地写成文本；而口头相传的优良传统却从未中断过。这就是口碑与文本的相互印证。李学勤先生曾说过，古史传说免不了后人增添附会的成分，但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是古史传说的社会是存在的，二是古史需要进行细致深入的考辨。

第三，要把神话传说的研究与考古发现结合起来。

对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影响最大的观点应当是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他在1925年写成的《古史新证》一书中指出：

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两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所同也。……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为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为得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要求学者以新的方法认识古代历史、研究古代历史，同时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形成的理论先河，具有很高的理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对中国学术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大的推动意义。

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为认识古代文明提供了另一条渠道。文物和遗迹的发现和研究，是对古代遗存的直接接触。考古学的发现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字的材料，一类是无字的材料。有字的材料，使今天的人们亲眼看到了未经后世改动的古书原貌，准确而直接地告诉我们古代的某种信息，其学术意义是不待言的。没有字的这一类，对于精神文化的某些方面，对于研究古代历史，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我举一个例子，《仪礼·士丧礼》中有“握手用玄纁里，长尺二寸，广五寸，牢中旁寸，著组系”一段，“握手”是握在死者手中的东西，但它的形制如何，从汉代以来，学者不断考证，但意见分歧，聚讼纷纷，却未得确解。历代学者共同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只围绕《士丧礼》经文和郑玄的注详加考求，而没有顾及出土的东西。十年前，我研读《仪礼》时，查考了近五十年出土墓葬中与“握手”有关的东西，发现很多学者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握手”自新石器时代的墓葬中就有了，其形制多种多样，獐牙、贝壳、玉器、漆器、钱币、绢帛等，其他易朽烂的东西恐怕不少。“握手”就是死者所握之物，具体情况因时因地因人而有所不同。至今西北地区安葬死者时还有“握手”，纸钱、食品、五谷、硬币等，变化不一。《士丧礼》所讲，仅是战国时期某一地区有代表性的“握手”之一，对其考证不必繁琐神秘。可见，有些争论不休的问题，用无字的考古材料一比照就清楚了。

我们期盼着伏羲时代文字材料的出土，但恐怕可能性不大。所以研究伏羲时代的文化，主要应当依据没有文字的出土的材料。事实上，秦安大地湾文化遗址的发现，就是对伏羲文化的最好印证。尤其是大家比较公认的看法是，伏羲时代相当于大地湾遗址第四、五期，大体相当于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马家窑文化这一时期，一些学者已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我认为，这方面可挖掘的潜力还很大，还需要研究者进一步的努力。

  （作者系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伏羲文化学术研究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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