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孔子将贫贱富贵问题与国家兴衰联系一起，国家政治清明，形势大好，可你却不能勤劳致富，依然贫困潦倒，这是个人的耻辱。

　　孔子“罕言利”（《子罕》）。通观《论语》文本，孔子言利与言仁、言礼相比，确属“罕言”。但“罕言”并非不言。孔子既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就说明孔子承认并肯定了利作为人之一种需要的客观性和正当性。孔子视“贫贱”为“耻辱”，其云“邦有道，贫且贱也，耻也；邦无道，富且贵也，耻也。”（《泰伯》）此将贫贱富贵问题与国家兴衰联系一起，国家政治清明，形势大好，可你却不能勤劳致富，依然贫困潦倒，这是个人的耻辱。当然，政治黑暗，社会无道，你却荣华富贵，这也是个人的耻辱。 

　　孔子肯定利的合理性、正当性的思想，在其对子贡的态度上还可得到进一步的证明。孔子弟子中，颜回好学，“不迁怒，不贰过”，“闻一知十”，安贫乐道。（《雍也》）可谓坚韧执着，德高行正，然却穷困潦倒。而子贡却不尊师命，不安本分，热衷于经商赢利，预测行情却屡发屡中。在颜回与子贡的比较中，一方面抒发了孔子对春秋时期“道德与财富”之间倒挂失衡现象的感慨和无奈，另一方面体现出孔子对子贡选择经商之路的默许，且从“亿则屡中”的语气中似乎还流露出庆幸和释怀。 
　　当然，孔子言利自有尺度。《论语》文本中，孔子言利常常和义紧密联系，提出“见得思义”、“见利思义”，反对将“利”与“义”割裂开来。孔子明确区分出生活中存在义与不义两种利益，人对义有“可求”与“不可求”两种态度，人获利有正当与不正当两种手段。孔子提出以正确的态度和方式认识利益和获取利益，强调以正当合义的行为来求取富贵、摆脱贫贱。否则，宁可不处富，不脱贫。这种以道义为标准的经济思想和价值观念，正是当代构建和谐社会所要认真思考和大力弘扬的。任何个人、社会、国家都能以正义之心，积极进取，发展经济，就有可能减少纠纷，避免祸乱，缔结和平，造福人类。 

　　孔子还以更加开放的视野讨论财利问题，提出要利他达人，要富国利民。首先，孔子把国家利益与百姓利益联系在一起，认为百姓足君才能足，百姓不足君则不足（《颜渊》），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民本思想。孔子还具体提出了实现君足民足的方法和途径，认为“节用”可以减少财政开支，为“爱人”创造条件。“节用”意味着可以“轻徭役”，为“使民以时”、广开财源提供保证。其次，孔子重视利益分配和社会稳定的关系。《论语·季氏》载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孔子虽没有提出“均贫富”的思想，但他深知利益不均、贫富差距的危险和后患。为了消解这种祸患，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种停留在伦理层面的道德呼喊，尽管没有制度约束，但对缓解社会矛盾、倡导社会风气当有一定之效用。只要有“立人”、“达人”、“爱人”之境界，富裕的人当会考虑贫困的人，发达地区的人当能带动落后地区的人。这样，才能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和谐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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