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笔者在敦煌参加了一个学术交流会，会上在组织参观敦煌博物馆时，笔者对两块浮雕砖产生了极大兴趣，这两块浮雕砖的图案是伏羲、女娲图，于是征得博物馆人员的同意下便拍了下来。

这两块浮雕砖是1991年12月出土于敦煌佛爷庙墓群，属西晋作品，正方形，37厘米×37厘米×5厘米。伏羲、女娲的共同点是“人首蛇身”。可不同的是“细节”各有所异。

伏羲：“人头蛇身”的头上三缕黑发竖起，下巴有胡须，蛇身上粗下细，蛇身长，从上到下蛇身线条边缘周围有无数个小黑圆点，伏羲长着双翅，下面有一条似人非人的腿，蛇身屁股后面长着一扇翅膀，翅膀下面又有条腿。最让人感到惊奇的是伏羲胸部是一个大圆圈，圈内不是阴阳鱼的“八卦太极图”，而是一只大黑鸟，参观者有人说这是一只大鹏鸟，也有人说这是一只凶猛的“黑鹰”，究竟是一种什么鸟，各说其理。但有一点大家共认，胸部的那个大圆圈可能是伏羲的“太极图”形。

女娲头戴一顶“黑色帽”，也有人说可能是女人的一缕“发穳”，蛇身的线条周围可没黑圆点，两只胳膊如两根木椎，硬朗朗的伸出，无手指，两肩膀上长着似如四朵莲花瓣样，右肩膀上长出两条似衣物带样。女娲蛇身同样是上粗下细，屁股后面长着一翅膀，翅膀中又长出一条腿，前腿伸出，有脚趾。女娲胸部圈内爬卧着一只大蛤蟆。有人说女娲胸部图案象征着“月宫蟾蜍”。

伏羲、女娲浮雕砖在敦煌的出现，笔者翻阅了一些史料，对伏羲，女娲怎么在我国西部的河西一带留有“足迹”？伏羲、女娲胸部的大鹏鸟和蛤蟆是怎么一回事？希望能找到答案，结果都感到不太理想，但结合史料和自己的分析，有两点感到还有些可能性：一是伏羲、女娲在敦煌出现的”足迹“问题；二是伏羲胸部的大鹏鸟与秦人的联系。

伏羲文化不仅向东也向西传播

伏羲文化是指有关伏羲的文献记载、传说、考古发现、历史遗迹、建筑雕塑、砖雕、文学艺术、民俗风情等一切人文现象的总和，记载着伏羲的主要代表文献有《周易》、《左传》、《尚书》、《山海经》、《淮南子》、《礼记》、《汉书》、《古史考》、《帝王世纪》、《史记·补三皇本记》、《路史》、《绎史》、《风俗通义》等，学术界将我国古代部落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地处古代中国的西北方，[华夏集团具体说是甘肃天水一带为中心]，这三大集团相互斗争，又相互融合，以伏羲、女娲、炎黄等部族为代表向东迁徙，南下终战胜其他两大集团，完全同化，渐次形成后来的汉族，也成为后来的“炎黄子孙。”由此伏羲文化的产生，客观地讲，大部分经史典籍记载，伏羲氏族的起源在渭水上游的天水一带，其中有相当一支沿渭河东迁，在迁徙过程中，华夏集团和东夷及南蛮各部落不断融合，另一支沿西汉水河谷地带、经陇南、汉中向南迁徙，到达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等地，对长江上游及苗蛮各部落产生影响。其次尤以炎黄为代表的华夏文化是在伏羲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东夷文化和南蛮（苗蛮）文化是受伏羲文化的循序渐进的形成而发展的。因此，伏羲文化是向东、向南、向西南的发展结果，它是中华民族的“溯源文化。” 
敦煌博物馆藏的两块西晋伏羲、女娲砖雕给人又一个新的启示，伏羲文化不仅向东夷和南蛮发展，而且还向西传播。为提示这个蕴含历史的问题。笔者查阅有关资料表明：如《嘉峪关市志》、《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帝王略论》、《敦煌遗书·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敦煌志》、《敦煌汉简释文》、《吐鲁番出土的伏羲女娲图》、《吐鲁番古墓葬出土艺术品》等，以及1982年4月在武威出土的彩绘灰陶盆绘的《伏羲女娲图》和嘉峪关新成出土的魏晋墓葬棺盖伏羲女娲画像等。伏羲文化的研究，大部分专家学者论述伏羲文化是由原生地天水一带向东传播，这自然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伏羲文化并非仅仅向东传播，而且也曾向西传播，从敦煌到吐鲁番等地区。孟凡人先生在《吐鲁番出土的伏羲女娲图》中就写道：“可以较明确地说河西地区同样也是伏羲女娲图传入吐鲁番地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中间环节（中转站），它表明吐鲁番的伏羲女娲图，很可能是由渭水一带经河西走廊而逐步传到吐鲁番的。”敦煌地区也是向吐鲁番传播的“途径”之路。

敦煌地区自张骞通西域“丝绸古道”的开启，汉武帝设河西四郡以后，中原政权的统治已达河西走廊的西端及至西域，中原汉人的开往戌边士卒和中原汉人作为伏羲氏族的后裔也随之到达，与当地少数氏族构成一体，与其大大改变了居民成分。诚然中原汉人虽还没形成“气候”，但中原汉人的“伏羲氏族”习俗已站稳了“脚跟”。甘肃历史上的“五凉”时期，敦煌文化（也称“五凉文化”）正式形成，伏羲文化也深层次的蕴含着它的载体。到前秦苻坚时期，“徒江汉人万馀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徒七千户。”敦煌地区汉人与非汉人形成杂居区域，当然汉族西迁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终于汉化了。这其中汉人的伏羲文化和其余氏族文化融汇发展，将“伏羲文化”作为一种载体而沉淀下来。因而敦煌出土的西晋砖雕上的伏羲女娲图就不足为奇了。

敦煌的伏羲胸部“鸟”与秦人的关系

敦煌出土的伏羲女娲砖雕图，使人不解的是伏羲胸部的那只大鹏鸟和女娲胸部的蟾蜍。

“鸟”与伏羲究竟是什么关系？带着这个问题，笔者查阅了有关资料，得不到答案。近日，笔者再次翻阅《史记·秦本记》，使人恍然大悟，得到了一些启发。 “……大费拜受，估舜调训鸟兽，鸟兽多训服，是为伯翳，舜赐姓嬴氏。”由此可见，秦人远祖盛行鸟的崇拜，是以鸟为图腾的部落。《史记》还曰：“鸟身人言”，《左传·昭公》曰：“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少皞‘鸷’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族鸟’，为鸟师而鸟谷”。诚然，秦人盛行崇拜“鸟”，大都与“鸟”有关。自从“秦庄公伐西戎，破之，周宣王与大骆犬丘之地，为西垂大夫。”“西垂”、“犬丘”，张守节先生在《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秦州西南九十里一带，汉属陇西西县也。”“西县”，《甘肃通志》载：“西县故城在州西南一百二十里，秦庄公为西垂大夫，汉置西县。”《秦州志》也载：“秦州西南一百里，四道岭有秦嬴非子，繁息战马故址。”

诚然，秦人先祖生活区域“西县”、“西垂”，以养马为业，但盛行崇拜“鸟”，大都与“鸟”有关，以“鸟”为图腾的部族和西县位置可以昭示秦的发祥地和受封地。笔者剪贴的《甘肃日报》1997年11月29日八版刊登祝中熹的《秦公大墓金饰片》认为：先秦犬丘的位置，绝不出西汉水中游，其最大可能在礼县、西和大堡子山。祝中熹先生的论述不是没有道理的。甘肃省博物馆馆藏的一种“鸱枭”鸟很能说明秦人与鸟的关系，鸟与伏羲的关系。这种“鸟”是前几年一些盗墓者从礼县大堡子山挖掘出一种鸱枭形金饰片，高达52厘米，宽32厘米，钩喙、环目、凸胸、屈爪、双翅展“飞”，样凶猛。通体饰片变形窃曲纹。大堡山曾是先秦公墓群，这种鸱枭均为秦公墓棺椁上的装饰品。

不难想象，墓群正映合了《史记·秦本纪》，秦人女祖“玄鸟陨卵、女修吞之。”而“生其后”。秦人不仅善于“养马”，又善于“训鸟兽”，成为“鸟俗氏”的又一种说法。周平王东迁时，秦襄公护送有功，受封诸侯后，第一件大事便是“立西时”，“祭白帝、祠白帝宗庙。”而白帝正是“少皞”，少皞是我国远古时最著名“鸟”的图腾部族首领。相传少皞是太皞的后裔，“太皞”伏羲的代号也。又传秦人是少皞的部裔。《山海经·海内》载：“大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咸鸟”为“少皞”。《左传》也曰“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少皞名“鸷”。“鸷”为一种凶猛的大鸟，象征部族的强大，也符合原始社会这支部族首领“鸟”为图腾的习俗。

敦煌出土的西晋伏羲女娲浮雕砖图，伏羲胸部一只凶猛的大鹏鸟与秦人崇拜“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表明，敦煌出土的伏羲女娲图，伏羲胸部的“飞鸟”代表“天”（乾），女娲胸部圈内的“蟾蜍”代表“地”（坤），乾坤象征天地万物以“阴”“阳”平衡。同时，也表明：伏羲文化作为它的原生地——天水，其不仅向东夷和南蛮传播发展，而且向西传播，敦煌出土的伏羲女娲图是魏晋以后，作为伏羲的原生地向西发展的过程中，将秦人先祖崇拜“鸟”的图腾也带到西域。从而秦人崇敬伏羲与崇拜图腾结合起来，构成了我国西部“伏羲文化”的出现。

敦煌出现的“伏羲女娲砖雕”拉近了天水与敦煌的距离，架起了一座“伏羲文化”的“桥梁”，将敦煌莫高窟与天水麦积山石窟构成一条旅游文化的“纽带”，带动旅游业和双方经济的开发利用，会有一些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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