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我们最熟悉的大概就是儒家，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郑玄、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等，这都是儒家的著名代表人物。

　　儒家是一个阶层，或者说是一个学术派别，而儒学是他们的思想。

　　直到孔子，儒学才在总结、概括和继承夏、商、周三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后经孟子光大，荀子集大成，逐渐成为诸子百家影响力较大的一家。董仲舒“独尊儒术”主张被汉武帝采纳后，儒学逐渐成为主流意识。

　　谈到儒学，我们就不能不说作为学派思想基石的《十三经》。《十三经》的形成有一个演变过程，其中《诗》《书》《易》《礼》《乐》《春秋》六艺本是贵族阶层的专属教育科目，孔子通过创办私学将这些学问传到了民间。《庄子·天运》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

　　孔子费了老大劲将六艺固化成了儒家“六经”，经就是经典。其中《易》《乐》《诗》在孔子之前已经流传，但《乐经》被奉为经典时，却已失传，比较认可的说法是因为秦火，就是让秦始皇给烧了。

　　《乐经》没了，“六经”就成了“五经”。“四书五经”，这个组合我们熟悉，后面还会提到。

　　对“五经”概念首先突破的是成都的“蜀学”。流传有两种说法，一说是五经之外加了《公羊传》和《论语》，另一说法是加的《孝经》和《论语》。后一种说法认可的多，原因是说蜀地荒蛮，汉代为了加强教化很重视孝的重要性。

　　在汉代，《春秋》已分为“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经》也分为“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到了唐代，这六部书加上原来的《易》《书》《诗》，并称为“九经”。

　　晚唐唐文宗开成年间，加上《论语》《尔雅》《孝经》，“九经”变成了“十二经”。

　　“十三经”的形成始于成都文翁石室的“蜀石经”。文翁石室是一所连办了两千多年未中断未迁址的学校，很了不起，郭沫若就是这学校毕业的。公元994年，后蜀开始在石室刊刻石经，北宋时继续补刻，一直持续到北宋徽宗宣和五年增刻《孟子》。《孟子》到南宋才正式称为“经”，所以“十三经”最后形成是南宋。

　　此后儒学的发展有沉寂，有蓬勃，思想开枝散叶，著述繁多。

　　除了刚才说的《十三经》，还有南宋至元初逐步形成的宋元人注释的《五经四书》，这是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主要教材。《五经四书》是中国经学史上“宋学”的标志性成果，而汉唐人的成果则以《十三经注疏》为标志，称为“古学”。发展到清代，形成了经学领域“宋学”和“汉学”两大阵营。

　　元明两朝在经学上的主流是对《五经四书》各书的增注、讲疏与集成。清代的经学出现了新气象，那就是“汉学”的兴起。“汉学”又叫“考据学”，渐成鼎盛，称为“乾嘉学派”。出现了一批代表清代经学新水平的十三经新注、新疏。

　　继代表“古学”的《十三经注疏》和代表“宋学”的《五经四书》之后，以考据学为特色的清人十三经新注、新疏，代表了中国经学注释的第三次高峰。清代以后一百多年我国传统文史哲学科，大都以这三组经解为文献根基。

　　中国经学史是中国学术史的核心，但是文本大量失传。《十三经》刻到石头上，是得以完整保存至今的重要原因。怎么才能让这些思想完整的、真实的保存下去？一百多年来学术界、出版界努力搜集影印了多种珍贵版本，但在系统性、全面性和准确性方面都还不够完善。

　　例如唐代开成石经共十二部，这些石碑在明代嘉靖年间地震中受到损害，明代万历初年西安府学等学校师生把损失的文字补刻在另外的小石上，立于唐碑之旁。近年多次影印出版唐石经拓本，都是以唐代石刻与明代补刻割裂配补的裱本为底本。由于明代补刻采用的是唐碑的字形，这种配补本很难区分出哪是唐刻，哪些是明代补刻，不便于研究。

　　为把幸存于世具有代表性的早期儒家经解成果以及早期经典文本收集起来，山东省委宣传部组织指导山东出版集团系统性整理了历代儒学传世文献，精选215种元典，按《经解典》《义理典》《志传典》三个分典，编纂了儒学善本集成《儒典》，共出版了230函、1816册、4789卷。

　　宣纸线装，皇皇巨集。

　　这是一部以儒家元典为表现形态的儒学思想学术史。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学也是中华文明身份认同的典型性知识成果。典籍是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记录，而典集是对这种记录的集成。

　　《儒典》集中体现了儒学形成和发展的主脉络，为儒学研究构建了权威古籍文献资源库，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出了基础性贡献，意义深远重大。